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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寅恪，生于湖南长沙。一个具备独立人格的独立学者，学术界的非凡之人，其亦有非凡之学问，非凡之人格，非凡之造化，还有非凡之八字。而他的八字，据陈氏族谱所记载，为“清光绪十六年，庚寅，五月十七日，寅时生”。即1890年农历5月17日寅时。时辰准确可考。
排出八字，为乾造：
庚 壬 乙 戊
寅 午 酉 寅
先天简析：
一、论其各行众力之分野
今人论命，要么尽依日干强弱作论，要么尽弃日干强弱以为耻，而杨易德不以为然。其强弱依旧可用，但非仅日主之强弱，乃是众星之强弱，皆要一一明断，方能有所生克战伐气象而论。否则，一切岂非空谈？
如陈寅恪先生之八字强弱：关键还在于日主有两寅木分别于年、时作根，则兄弟众多而根基牢固。又壬水月干生助，则日干更甚。正印自然透出，官在年上以作水源，滔滔不绝而有间接辅助命主之功。故命主勤心努力好学，不仅“官不可犯之”；反如其生平：“学术学问尽得权贵问候重视”。
同时，命主必身强无疑。并见其他各力如下：
1、日干透出三干，乃：正官，正印，正财；并无一偏星外露，一概正气；为人浩然不说。更不独正官星旺，根亦旺，牢系酉金而发力，官星强盛。印星自然而有源。
2、又印星无根，却遇庚金作祖，气势源源不绝，月干当令透出，同样占据重位，亦强（此处无根不作“不受生”论，勿本末倒置）。
3、财星在时上，则比劫相夹紧贴，唯其无力，故其一生自然轻财重印也。
纵观全象：其以舍财而就印（弃世俗之物，而顺着学术）为其命格最大特色。
二：论先天格局造化之玄机
依杨易德之见，陈寅恪先生成格关键众多，非一二之处；而且病药俱全。而论其成格造化之精微，但关键还在于以下几个要点：
其一：以正财、官、印三奇并立而成格。其中官星根虽旺盛，牢系酉金而发力，但生于月令伤官，显然不作“伤官见官，为祸百端”而论。盖官与伤官，一透一藏；则伤官虽损官，但官星略被制约，即有庚辅壬水以作源，反来制约伤官，更趋向各自平衡。再有年月天干金水与地支木火之气，互为相通补调。则不仅不伤格局，不成战局；反成水火既济之势。（水火既济所预兆的气象见《易经》之《水火既济卦》卦：亨，小利贞，初吉终乱。彖曰：既济，亨，小者亨也。利贞，刚柔正而位当也。初吉，柔得中也。终止则乱，其道穷也。象曰：水在火上，既济，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。——对照其生平：“初吉而终乱”，恐恰如此之言矣）。
其二：壬水以庚金作源头，午火以寅木并作源头；干支则生克自然有序；生克合宜。庚、壬顺生；寅、午顺生；水火在月上一遇；故官、印贵气凸显，自然并而发力（注：虽印无根，但从其生平可见“无根即不受生”之谬）。
其三：唯时辰之正财，则寅木被劫脚，又贴临日干隔开；故为比劫制化，使其不伤印，故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。则取财时，一概以“护住学术（印）”在先，绝不行“贪财坏印”之事。故人格高尚，亦不为名利所动可见。
其四：伤官配印成格。格局午火伤官本当令，又得双寅木合生，自然应以伤官格论。（平日见不少人作食神论格的；恐是滥用地支藏干而以取午中丁火为日干食神所致？）。而其命局午火被印反制；则是一个特殊之气象。盖伤官格必求独立、自由之精神思想，故不以“官之迂腐”为然；所以，这也正是其生平才华与独立人格特征的根本。（又足见古人伤官一概论凶者，乃是江湖术士不重人格，只喜好名利财官迂腐之物故而方作“好命”论可笑之处）。
其五：午火支藏，则犯官有度，对于官贵，只于“暗里相斥”（地支为暗，当令而克岁干官星为斥），故乃于心中厌弃权利者，但不喜明里表露（无明克官，非极端反官者）；盖其专心于学术，本不屑不刻意行“是否反”之故，故一生虽多与达官贵人来往，却也有容忍正人君子之权宜。并不分是否为官，只在是否“对眼”。而其亦有对权贵相讥讽羞辱者，只因“官人惮之，小人惧之”乃是为伤官之本性，难免流露。而一生少见犯权贵而应灾者，更在于一切化为学术，印泄官，则官不克身；印制伤官，则伤官不克官；此是其甚深微妙处。盖印星学术星得力，格局纯粹，自然自身也无它心所向也。
其六：格局印之妙，还需要仔细参详，终于纯粹，更在于细微之处而窥得。如官星虽来，却作源头而生印，则一切化为学术。盖命中壬又有两大奇功：一为化官之力，则纯作学术；二为制伤有功，又伤官配印者，主才华横溢，使其利益众生，才思敏捷，故在学术上成就非凡，学问亦是千古之独有者。
除此之外，陈寅恪先生命八字格局关键在于互为病药。并有以下几个要点：
1：伤官力旺，官必受制；而伤官个性叛逆不羁，过于“挥发”必犯官，平生必有连连奇祸。此是为“病”。但壬水透出，以印制伤，则使伤官特性有所制约；叛逆被加上一份“责任”的枷锁；而印在伤官之上，责任透出，则叛逆暗藏，“祸患遁藏而福外显”，此为“病得药”之象。
2：若财星透出，则“财多损印，不是读书人”，又必“先印后财而反成其辱”；此是为“病”。但陈寅恪先生八字时辰之财，仅为虚浮一粒耳，不仅无生助之神，又被众木而伐制，却财全然无力；比劫之功，则为“病得药”之见。
3：印无根无力则虚浮，是为“病”。然命造有官紧贴而相生；则又得一“药”。
但是，尽管如此，格局架构稳固，却怕午火被冲而破；故忌在子；盖子水不独无法作印之根而助身，反打破原局制化之平衡。若岁运见子，故必破。此关键却并不在于仅以日主强弱之论可以探知。而关键在于子水不仅仅会使得第三之“病”得“药太过”；更会使第一之“病”得“药太过”。则格局全损矣。
《易经》云：“亢龙有悔”。故此凡间一切之物，本以太过为凶也。其岁运一见子水必凶，冲火而伤眼，则印犯伤官又太过而灭其之明。后其眼目失明，又刑耗多端，恐是此因？
岁运略断
杨易德平日于人论命之时，唯最不喜“拒日干强弱”之论，亦不喜“拘日干强弱”而谈；盖“拘、拒”，皆乃论命之大忌也。论人之命理，若一概以“拘之”，则如同“尽受克”，无法施展拳脚，绽放该有的华彩。而若一概以“拒之”，则如同不受生，无法海纳百川，更不可能论到独到精华之处。而岁运本于精细，却更难“拘、拒”以作论；过于“拘、拒”，追求细腻反失细腻而尽显粗俗，难取其中庸，不如以关键之处随意作论也。
陈寅恪先生之八字两岁起运，排出大运为：
大运：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
实岁：02岁 12岁 22岁 32岁 42岁 52岁 62岁 72岁
一、2-12岁，大运为癸未。
年幼，故此第一步大运略论。唯6岁丙申可说：太岁反吟，天克地冲；又驿马星发动，多奔忙，故命主随家人迁移长沙，并随兄入塾读书。恐年幼非为其愿。但为学术之开端，值得一提耳。却有“哭吟淋淋”之嫌。（哭过闹过再来？）
二、12-22岁，大运为甲申。
此大运十年，且与6岁丙申流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皆与原局年柱天克地冲，但反吟又支逢马；杀攻身，马奔忙，恐劳心劳力，辛苦之运。惟原有印化而不惧杀，又此运官临禄地，印遇长生，则官印之兴旺相中生，一切辛苦进学之象。（一切官杀在由印化之妙）。其中主要几个流年分别为：
12岁流年壬寅（1902年），岁运天克地冲，为三寅逢一申，寅为功曹，申为白虎又主道路，又互为马星；命主要远行之象极盛，是年随兄衡恪东渡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读书。而三寅逢一申，据杨易德之经验，有堵车之嫌（但憾无法可考，故只于今后其它案例再作验证）。
14岁甲辰，流年支辰土与原局酉金六合，则官星再增力，以助其印，“官印气象”甚盛；命主于此年回国考取官费留日资格。
17岁丁未，为甲申运后五年之流年，官杀开始发力；大运申主权；同年丁未与原局月柱天合地合而化木火。气象更独特，命主考入上海复旦公学。
19岁己酉（1909）年，财星来临，本应损印，但财坐官支，反泄气而助官旺；又有运干甲木而合绊财星；使印不受伤，而财、官、印皆有力；三奇并显，又有“病得药”之气象，命主则以第一名成绩毕业，随之考入德国柏林大学。
21岁流年辛亥（1911年），七杀攻身，但有印化，只不过是偏印临，则正偏印皆强旺，“双印”也代表“双学”的任何一种（双学校，或转学也算），陈寅恪先生转入瑞士苏黎世大学。后因辛亥革命爆发，年底回国。
至此本步大运完；回头一看，无非多因马而奔走，并因官印多而勤于学术之事矣。
三、22至32岁，大运为乙酉
22岁，陈寅恪先生开始步入乙酉，继续官旺，助印之源头，大利学业之运。与上运五行同，仅支不再冲战。而更纯矣。
其中几个主要流年：
23岁癸丑（1913）年，又来一次偏印，先正后偏，命主则又转一次学；此年转读法国巴黎大学。
24岁甲寅（1914）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是年回国。（此非命定，并没有明显的迹象）。
25岁乙卯（1915），比劫旺而为忌；但妙在地支原局酉金与大运酉支结党，故杀星有力；此年被忌神冲动，不仅仅不凶，反得酉金杀星反制木，即为官杀制劫而显用；又一次“重病得药”，而且此次以官杀为药，曾短期担任经界局局长蔡锷秘书，后改任教育部欧文编审。
26岁丙辰（1916）年，伤官年。天干伤官见官，但丙火伤官泄气于地支辰土，土合酉反助官，伤官被财通关，又一次“病得药”。命主应湖南省长谭延凯之邀，在湖南交涉使署任科长。
27岁丁巳（1917）年，巳酉半合，食神合杀，反作祯祥；命主此年考取官费留美名额。
28岁戊午（1918）年，伤官生财，此年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；再度出国游学，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。
31岁辛酉（1921）年，七杀旺而为喜。其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，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，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，在留学期间，他勤奋学习、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、巴利、波斯、突厥、西夏、英、法、德八种语言的能力，并吸取西方优秀文化与深厚的国学根基结合，见解超群，主张中国学术应“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”。
四、32岁至42岁，大运为丙戌
本运开始走伤官运。天干丙火伤官旺透，地支寅午戌三合火局，一片火象。而陈寅恪先生之八字原局木亦旺，此火乃是组合成为木火通明之势，吐露日主的精华，盛名远扬之象。
此大运有几个主要流年如下：
33岁癸亥（1923）年，偏印透出，而且天履地载之印，过于强盛；我们看到原局有正印；正印遇偏印，此次却非转学而是有丧母之痛。（我们留心观察：前几次皆是转学，而这次却是丧母，而前三次为何母不丧呢？依杨易德之见：盖命理不脱离于常理，前母年龄于常理推测可知尚轻，生气健旺；而此时母岁渐长，自然没有之前健旺了；此是其一；其二是此时偏印过于旺盛，比前面旺多了）。而“长兄如同父母”，此年，同丧长兄衡恪。可见此年偏印枭神其气之甚，为害之深。
35岁乙丑（1925）年，天干木火通明，地支官库临而合局，官杀暗藏更甚而为喜，是年陈寅恪回国。这时，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，设立研究院国学门，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。其“基本观念，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”。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等人为导师，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。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，认为他“最为学博识精”。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；也很尊重他，谦虚地向人介绍：“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。”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。——命主身强，喜合成官杀之局应贵可见。而“现代的科学”，恐怕即是伤官旺时带来的革新思想。
36岁丙寅（1926）年，命中两寅木与流年寅木三比肩并临；而又以丙遇长生吐秀驰名。其与梁启超、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，三比肩被人并称“清华三巨头”。
38岁戊辰（1928）年，男命身强，以正财带合为得妻之时。此年流年辰土合入妻宫，天干正财戊土透出，天履地载之戊辰旺财星来临；也是旺姻缘之象。命主此年与门当户对的原台湾巡抚唐景嵩之孙女唐筼结婚。完成了终身大事。
39岁己巳（1929）年，火土并旺，食神生偏财，有意外之惊喜。此年国学院撤销，命主改任清华中文、历史二系教授，并在北大兼课，同时还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、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及第一组主任、故宫博物院理事、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等职。并于同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。同时并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，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，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。更是一炮而红，有人说其是年成就已经超过了乾隆、嘉庆时期的学者，而他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，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。
五、42岁至52岁，大运为丁亥
在其42岁后，大运转为丁亥。曾经几次使他转学与丧母、丧长兄之痛的枭神（偏印星）又来了。运为水劫食神之脚，亥水忌神猖狂，灭丁为克火，伤眼。大运气象刚好从原局的“坎在离上”之水火既济卦象颠倒过来，成水下火上，为“水火未济”之势。此大运其眼目之疾日甚，不仅仅国破家变。随后几个流年，其表面风光，皆为承接先运与命格余力，但是随学校南下后，更颠沛流离，时运不济处处可见。
其中的几个最重要流年为：
47岁（丁丑年）1937年，临丁火被晦，为光明失显之象。是年抗日战争爆发，日军亦直逼平津。陈寅恪的父亲（代表丑土的偏财）陈三立更是义愤绝食，溘然长逝。而陈寅恪先生自己则右眼失明（代表眼睛的丁火又来引动大运被克损之象，而一个丁被克，一个被晦，如同双目，恰恰受损程度各有不同）。
49岁（己卯）年，1939年，陈寅恪先生被英国牛津大学聘邀命主为中国史教授，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。他们认为，命主是当时“最优秀的中国学者”。但是陈寅恪先生却是时运不济之时，纵然命格高贵，却终被压伏。次年秋，命主离昆明赴香港，拟往英国，因战事未能成行，只得返回昆明。
51岁（辛巳）年，1941年。地支为金之长生。官杀旺而应为命主所喜。可惜时运不济，流年虽好，大运却要与流年天克地冲。这个“天克地冲”却应了“十有九凶“；盖辛金为喜被丁制，巳火为喜被亥伤；该冲局完全是忌神发力，用神受损。故命主虽受香港大学所邀，任客座教授，并担任系主任，讲授两晋南北朝史、隋唐史。但由于年底香港沦陷，故命主辞职，而且困居香港。受战伐（五行战伐，而不是战争）制约之象可见。
六、52岁至62岁，大运为戊子
人生最糟糕的莫过于月令提纲逢凶，而且是格局被忌神冲破，正如前面杨易德在格局处所分析，整个架构是以子水为大忌，见到子水格局则全然崩盘。本运大运戊子十年，即是子水大运，也是陈寅恪先生人生最不幸的十年。而且这十年戊土乃是盖子水之顶，从气象上来看，是“财损印”，学术被盖头之克制。而地支子午之冲，更是“伤官见官，为祸百端”，这个时候原局的伤官本被制化的凶力又被冲发出来了；是“重病无药”，故不富不贵之逆运也。在此大运年间，因为子午之冲，水火直接交战，水激起火性，太过激烈，也是让其真正双目失明的十年。所以其“经英医诊治开刀，目疾反而加剧，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”。而在这之前，陈寅恪先生早就已经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；此是为第二次；“西医之药皆不可救五行之伤病”，以此可鉴矣。
以下为本大运几个重要的流年：
53岁（癸未）年，1943年。偏印枭神又临，家人再次患病。虽当年命主奉命携眷赴成都燕大任教，但因为途中全家人患病之事，年底始达成都。
54岁（甲申）年，1944年。流年与原局年柱、时柱皆是天克地冲，五行乱战；而申又是大运子水之源头，助子水而冲午，又一水火交战。是年：土木，金木，水火。出现三个战局，覆盖整个五行。所以命主左眼视网膜脱落，虽手术也未能挽救，终至双目失明。人生从此步入了“最黑暗的时光”。
55岁（乙酉）年，1945年。与日柱伏吟。并官杀旺而助运亥水忌神，天干乙木之忌也透出。金沉水乡，官杀又终无威力。无吉可谈。是岁秋，命主所著《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》出版。旋应邀赴牛津讲学，兼治眼疾。可惜，因病情拖延太久，未获疗效，仅一眼能见微光。命主于次年绕道美国求治，也未遇良医，遂回国返清华任教，并兼任燕大研究院导师。（西医之药皆不可医五行之伤病，再次可鉴矣）。
58岁（戊子）年，1948年。名“岁运并临，不死自己，也死他人”；不详之征兆。命主陈寅恪先生又最为忌子，而双子冲午，如双马过单桥，险象重生。当年命主又要离开他赖以成名的清华。并且当时北京已被共军重兵包围，蒋介石开展“抢救学人，保存国粹”的活动，为了抢救这位“五百年才出的国宝”（蒋介石语），蒋派专机冒险将命主从北京接到南京，并亲自登门请命主一起去台湾。但命主说父亲尸骨葬在大陆，不愿离开故乡。蒋到台湾后，又几次派专机到南京接命主，均被其婉拒。当国府南迁时，命主也随之南下到广东岭南大学任教。虽险存一命，但从此虎落平阳，颠沛流离。
60岁（庚寅）年，1950年。是年岁柱伏吟，又有暗象。陈寅恪先生宣称只想做一位独立的学人，进行自己独立的学术研究，因而他拒绝接受任何党派思想的洗脑。作诗讽刺那些北国同仁：“八股文章试帖诗，尊朱颂圣有成规。白头学究心私喜，眉样当年又入时。”——因为当年比肩有受天干庚金官盖头之制的现象，又伏吟重重，同象并见；故可见同仁们的确“奴性批量性的爆发”。
七、62岁至72岁，大运为己丑
62岁后十年，大运转入己丑，纯粹偏财年。本应有意外之惊喜。奈何命主好学术而轻财，清贵之气乃先天命格之本有。又财旺生官，官旺党杀，更直主印，陈寅恪先生对学术之偏爱，纵使步入财运，却还是依旧未改变，还是留恋于学术之间。（可见人之先天格局作用力之大）命主自此一直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、中文系教授，并主讲晋南北朝史、唐史、唐代乐府等三门课程。
以下为本大运十年中几个重要的流年：
63岁（癸巳）年，1953年。是年流年巳火与先天酉金以及大运丑土形成：巳酉丑三合金局。为三合官杀。当年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、副院长李四光致信陈寅恪先生，请其出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。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带着信件劝说命主入京任职，而陈寅恪先生却连续两天怒骂那些已做了政治附庸的朋友，说他们“无气节”、“可耻”，“是在自投罗网”，并呵斥汪篯道：“你的所作所为，不配做我的学生！”并在郭、李的回信中坦陈自己的态度，一挥洒自己伤官的个性，颇似有地支火金伤官与官杀杠上的味道，其云：“研究学术，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”，“没有自由思想，没有独立精神，即不能发扬真理，即不能研究学术”，“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，且须以生死力争”；“做学问，不应有‘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导下’这种定语，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”；“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，再研究学术，也不要学政治”；“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，在宣统三年时，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。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，再研究学术。我要请的人，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、独立精神。不是这样，即不是我的学生。”。。。。据称，其开出担任所长的两个条件为：“一、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，并不学习政治；二、请毛公（毛泽东）或刘公（刘少奇）给一允许证明，以作挡箭牌。”当其助手黄萱问他：“如果中央答应你怎么办？”时，陈寅恪先生便正色答道：“那我就去，就算我因此牺牲掉也可以。”郭、李二人因为不敢将这些“大逆不道”的话转告给毛、刘，而此事才不了了之。——伤官之性可见。而其后来仅担任学部委员一职。自此，他更是：“闭户高眼辞贺客，任他嗤笑任他嗔”了。
64岁（甲午）年，1954年。木火并旺，伤官午火再次凸显，则个性再度放荡不羁。当年恰巧毛泽东发布《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》，并在全国发起了批判胡适思想体系的运动。中山大学先后多次召开批判会，而对胡适最有发言权的陈寅恪先生却坚持一次也不参加。此后，其学问开始受冷落。本来，他立志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东方学，并撰写一部高水准的《中国通史》，及《中国历史的教训》，但偌大的中国似乎已经放不下一位独立学人的书桌了。于是他倔强地宣称：“宁作戏笔，不入时流。”并以诗自嘲：“留命任教加白眼，著书唯剩颂红妆。”是年，命主写完《论〈再生缘〉》，国内不让出版，而他便将书稿交给章士钊带到香港自费出版。对于此书，其自谓乃“颓龄戏笔，疏误可笑”。但此书在海外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随即，他又开始写作歌颂一位青楼女子的《柳如是别传》——更凸显伤官格局叛逆之性，以及伤官配印之文人的刀笔之悍。同时，甲午之地支火性亦爆发，真乃个性十足也。
66岁（丙申）年，1956年。丙火伤官透出，与地支正官相见，却一次“伤官见官，为祸百端”；叛逆之性崛起。而因为众多著名知识分子在批判胡风运动中纷纷中箭落马，陈寅恪先生在预感不妙的同时，亦赋颇具叛骨之诗一首：“平生所学供埋骨，晚岁为诗欠砍头”。
68岁（戊戌）年，1958年。陈寅恪先生岁运正偏财俱现，印星受损，学术遭难。是年，其在“反右运动”中被划为“中右”，并受到激烈批判。而在全系71篇为国庆献礼的重要论文中，就有36篇都是批判其学术思想的。同时，当年亦被剥夺了授课权，并陷于病困之中。在季羡林《怀念陈寅恪》曾有一段回忆录，他说：“解放后不久，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采烈、激情未熄的时候，华盖运便临到头上。运动一个接着一个，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。批完了《武训传》，批俞平伯，批完俞平伯，批胡适，一路批、批、批，斗、斗、斗，最后批到陈寅恪头上。”
70和71岁的庚子、辛丑年（1960，1961年），此两年官杀旺。虽然全国出现了致使“饥肠辘辘，饿殍遍野”的大饥荒。但所幸时任副总理的“南霸天”陶铸比较敬重知识分子，指示“对于如陈寅恪、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，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和困难，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”，因此，其享受到“特供”待遇，同时亦被任命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。——官杀为喜而得用的象征。
八、72岁至82岁，大运为庚寅
这是陈寅恪先生人生最后一步大运，大运与先天年柱伏吟，此运忌在老年出现，因十年伏吟之期，总有一次引动。故诀云：“反吟伏吟，哭吟淋淋；不死自己，也死他人”。但据杨易德《名人八字死因笔记》中，统计了大量的名人死亡之应期，其中就有不少的就是逝世于“反吟伏吟”之大运。而此大运出现了金木战局，三个寅木战两庚；则最终更是木被金克，木多金缺；其中间故也出现过骨折摔，即不慎摔断过右腿。在其就医半年余后，却未获治愈。而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，命主更基本是在床上度过的。陶铸亦亲自登门探病，并派三名护士照顾她。这已经算是受先天格局福荫了。
下面为陈寅恪先生最后一步大运的几个重要流年：
1962年，壬寅年，陈寅恪先生72岁刚交庚寅大运，先后天出现了四个寅木（如果他名字中的“寅”也算的话，就五个了）；其金木战局太甚，终于无解，此年其右腿摔断骨折。
1964年，甲辰年，陈寅恪先生74岁。借助甲木劫财他人帮助，以克取辰土印库之书。此年以惊人的毅力在失明并且承受骨折之苦的同时，以口述的形式完成了洋洋洒洒80余万言的百科全书式的《柳如是别传》之书。籍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，特立独行的形式来彰示其“独立之思想，自由之精神”，人称“其坚毅之精神，真有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气概”。——实是彰显了伤官配印格人的巨大格局特性。
1966年，丙午年，陈寅恪先生76岁。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革”爆发，而不巧的是，陈寅恪先生正走伤官流年运，此时即使没有“反骨”都会犯官灾，更何况一个本具一身“独立之思想，独立之精神”的个性叛逆，洁身自好的傲骨文人乎？据史料记载：“使他最伤心的是，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、诗文稿，多被洗劫”。而其当年更有如下惨景：
早就双目失明、一条腿伤残，行走不便的陈寅恪从肉体到心灵，饱受摧残；尽管他多次写书面检查交待声明“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。我教书四十年，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，从未实际办过事”，但无济于事，在一浪高过一浪“触及灵魂”的“斗争”大潮下，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。而伴随“文革”的愈演愈烈，陈寅恪由原来的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也水涨船高地被扣上“牛鬼蛇神”、“封建余孽”、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”之类的高帽子，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，享受高级护理待遇，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“罪魁祸首”。当原中南第一书记、后调往中央的陶铸被打倒以后，一度颇受陶铸关怀的陈寅恪，自然受到株连，遭受更残酷的批判。当接连得知当年劝自己北上却吃了闭门羹的弟子、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汪篯自杀，许多好友、同仁惨遭不幸的消息后，陈寅恪痛心疾首，心力交瘁；助手黄萱被赶走，护士被撤离，工资停发，存款冻结后，其处境更趋凄惨；由于连其住宅之门脸、衣柜、床头，甚至衣服上都贴满了大字报，使其夫妇终日惶惶不安；而造反派们却以此为乐，继而对其抄家，查封书籍，劫掠手稿和几经劫难得以保存的极少珍藏。一有风吹草动，夫人唐筼总是挺身而出保护他，以至屡屡被殴打。（百度百科）
——惨景可见。但其大运流年虽非祯祥，实亦却并不应致如此之悲惨；遗憾的是，在这个“共业、共运、共力”之作用下，唯独没有“共其独立之思想”。在这十年动乱期间，陈寅恪先生才遭到了残酷的折磨。
1967年，丁未年，陈寅恪先生77岁。其妻唐筼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，生命岌岌垂危，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，并预先写下一副挽联：“涕泣对牛衣，卌载都成肠断史；废残难豹隐，九泉稍待眼枯人。”而早在60年前，即命主17岁在上一个甲子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这么悲惨，相反的是：“为甲申运后五年之流年，官杀开始发力；大运申主权；同年丁未与原局月柱天合地合而化木火。气象更独特，命主考入上海复旦公学。”可见其不仅仅是大运变得糟糕所致，变化之大，完全脱离于个人之命运，更关键在于大时代背景之影响力大于个人之命运所致。而非尽是“独立思想者则其独命致使”矣。
终年：1969年10月7日，这个学贯中西、融汇中外的一代史学大师、“国学”大师，20世纪世所罕见的一颗灿烂的文化巨星，终于在一个扭曲的时代，漫长的血雨腥风中陨落了。而陈寅恪先生之英逝于流年己酉；却并没有什么“注定死亡”的气象。而甚至相反，早就六十年前，其十九岁时为相同的流年，反以第一名成绩毕业，随之考入德国柏林大学。可见其乃是“死于非命”，即人们所云的“含恨离开人世”。故其人生之遭遇，故也并非全然是其“独立命格”使然。而其终在广州，终享年79岁。
自此这个令人钦佩的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，“有独立人格，独立思想”的文学巨匠，便因此用其生命为我们谱写了一曲悲歌，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命运与时代背景起伏的交响曲。“命运”，“非命”？其实陈寅恪先生一生都在对两者进行共同的印证。
